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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都平原考古发现说天府文化(一)
2019年02月09日 08:37 来源:《地方考古与文化 》2018年02期 作者:黄剑华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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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古蜀文明与天府文化的关系

  天府文化从性质上讲,应该是一种地域文化。 其地域范围主要是以成都平原为主,并向四周延伸包括了四川盆地,经过较为漫长的历史发展,而逐渐形成了鲜明的文化特色。 在人文内涵方面,融会古今,既有远古的深邃,又有后世的弘扬,更有当今的创新,可谓绚丽多彩,厚重而又丰富。 说到天府文化,如果寻本溯源,其源头应该是古蜀文明。 任何地域文化,都有一个逐渐发展和形成的过程,天府文化也不例外。 古蜀文明既是天府文化的根脉所在,也是源流关系。 二者的关系,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是非常密切的,成都平原的考古发现对此便给予了充分的揭示。

  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是古蜀先民的栖息之地了。 后来传说蚕丛建国,柏灌继位,鱼凫兴邦,杜宇积极发展农耕,开明王朝治理水患拓展疆域,使古蜀国成了西南地区的一个富庶之国,并形成了相对独立而又特色鲜明的经济文化。 先秦时期的西南地区,自古以来就小邦林立、部族众多,据《史记》和《汉书》等史书中记载,大大小小的部落至少有百数个,是世界东方典型的多民族地区。 史料中称这些部落首领为“戎伯”,或称为“诸侯”与“邑君”。 《尚书·牧誓》记述协助周武王伐纣的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①这些都是比较大的部族,才有实力出兵参与伐纣。 其中的蜀当然是势力最强的,《战国策·秦策一》就说:“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狄之长也”。②蒙文通先生曾精辟地指出:“蜀就是这些戎伯之雄长”,是“联盟的盟主”。③古蜀国的历史,见诸于文献记载的,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朝代。 譬如扬雄《蜀王本纪》就说“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 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①这些记述充满了浓郁的神话传说色彩,古蜀早期历史也因此而蒙上了神秘的面纱。 常璩《华阳国志》中对古蜀早期历史的记述也比较简略,例如《华阳国志·蜀志》中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周失纪纲,蜀先称王。 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 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 次王曰柏灌。 次王曰鱼凫”。 这里说的蚕丛、柏灌、鱼凫三代,都极其简略,可见史料确实太少了,“巴、蜀厥初开国,载在书籍,或因文纬,或见史记,久远隐没,实多疏略”。②常璩了解也很有限,所以只能概述。 后来唐朝诗人李白《蜀道难》中说:“蚕丛与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如果说三万四千岁是一种传说,那么四万八千岁更是一种文学的夸张了。

  传世史籍中关于古蜀早期历史的记载虽然语焉不详,具有太多的传说与推测色彩,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但也并非完全虚构,后来的考古发现便给予了充分的印证。 随着二十世纪中叶以来考古发现的增多,使我们透过神话传说的迷雾,对古蜀国的神秘面貌终于有了越来越清晰的了解。 特别是 1986 年三星堆一号坑与二号坑震惊天下的考古发现, 使我们真实地看到了数千年前古蜀文明的灿烂辉煌。2001 年以来金沙遗址的考古发掘则进一步揭示了商周时期古蜀国繁荣昌盛的历史文化,展现了成都地区早期城市文明演进发展的根脉。 在此之前,成都羊子山遗址、十二桥商周遗址、宝墩文化多座早期古城遗址群的考古发现,以及成都商业街船棺葬遗址的相继发现等等,都为传说中的古蜀国历史提供了重要印证。 这些密切相关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充分说明了古蜀文明的悠久与灿烂辉煌,同时也告诉我们,岷江流域和成都平原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有着同中原地区和其他地域一样悠久而发达的历史文化。

  正因为成都平原这些重大的考古发现,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珍贵文物,从而使我们对古蜀国的历史与文明都有了真切而深入的认识。 这些年来,在古蜀文明的研究方面,也有了许多突破性的进展,已取得了很多丰硕的成果。归纳起来,主要有几点重要认识:一是古蜀起源,古蜀先民可能最早栖居于岷江河谷,到蚕丛开国时期逐渐迁徙进入了成都平原,筑城而居,成都平原出现了早期城市文明曙光。 二是古蜀文明发展到商周时期,出现了灿烂的青铜文化,以三星堆、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国成了长江上游的文明中心,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是古蜀国虽然地处内陆,但很早就与中原以及周边区域有了频繁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既保留了自己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又汲取了许多外来的文化因素,同时也对周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四是古蜀文明的辉煌,与同时期的中原文明遥相呼应,证明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都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从而在中华文明多源一统、多元一体的起源和发展史上共同谱写了重要的篇章。

  古蜀文明的主要特色,是繁荣兴旺的农耕文化,形成了内陆农业文明的辉煌。 在蚕丛、柏灌、鱼凫王统治时期,古蜀国只是一个雏形,疆域还相对有限,活动范围主要是岷江流域、川西平原和一些丘陵地带,已开始有早期农业生产,扬雄《蜀王本纪》中就有“鱼凫田于湔山”的说法了,③当时蜀民还比较稀少,而渔猎与畜牧仍是重要的生存方式。 到了杜宇时代,农业成了古蜀立国之本,工商畜牧相互促进,生产方式的转变促成了一个划时代进步,不仅促使了社会的兴盛,而且使古蜀国的疆域也大为拓展,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 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说蚕丛、柏灌、鱼凫王之“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 到“七国称王”的时候,“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 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 这是一片相当广阔的领域,除了成都平原和川西盆地的丘陵地带,还囊括了汉中平原以及贵州、云南的大部分地区,古蜀国此时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强盛之国。 杜宇的作为对周边区域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巴、蜀农时先祀杜主君”。①

  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充分揭示了长江上游古蜀文明的辉煌,与当时农业的兴旺发展是分不开的。 杜宇之后的开明王朝,延续的时间比较久长,“凡王蜀十二世”,进一步发展了蜀国的农业,并正式“徙治成都”,在成都建立了规模宏大的都城。 当时蜀国的富饶,不仅农业发达,盛产稻米,而且工商业也非常兴旺,布帛金银之多,更是天下闻名。 秦惠王谋划攻蜀时,司马错等人就说:“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②又说:“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 秦惠王派军攻取巴蜀之后,不久“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③秦人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就在蜀地征用众多的兵员,筹集大量的军粮与军需物资,足见蜀地农业的发达和人口的兴旺,而生产稻米的数量也是非常可观的。 正如蒙文通先生所说:“在李冰守蜀开二江灌溉之前, 蜀已大量产米”,“在昭王二十七年蜀已能输六百万斛米出去,可见产量相当丰富”。④

  秦并巴蜀之后,巴蜀地区由于物产丰富,从而为秦朝进一步统一天下提供了充裕的人力资源与物质基础。 后来汉高祖刘邦也是充分利用了巴蜀地区人力物力,在与项羽逐鹿天下时,才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在历史上,被称为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以及巴蜀之地,一直是中国的大后方,在很多重要历史关键时刻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秦朝依靠巴蜀的富饶而统一了全国,刘邦利用巴蜀的人力物力战胜了项羽,开创了辉煌的汉朝大业。 在汉代之后的两千年内,巴蜀地域仍然不止一次发挥过这样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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