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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术权力组织的制度再造与政府规制
2019年04月15日 15:51 来源:《复旦教育论坛》2018年第4期 作者:熊庆年 蔡樱华 字号
关键词:学术权力组织;制度再造

内容摘要:把握机遇,推进制度再造,要进一步明确学术权力组织在高校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厘清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重视政府规制与高校改革的统一性,注意再造的系统性和学校特点。

关键词:学术权力组织;制度再造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熊庆年(1954- ),江西南昌人,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学与公共治理问题研究;蔡樱华(1981- ),上海人,复旦大学办公室副主任,助理研究员,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学与公共治理问题研究。上海 200433

  内容提要:学术权力组织制度再造是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政策文本分析可知: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语境中,与学术权力相关的制度,但凡出现根本性的变革,即制度再造,都是一个政策议题,受政治生态的影响而波动;在现实的语境中,改革促进了对制度再造的理性认知,政府规制的出台为制度再造提供了合法性条件。调查发现,在学术权力组织相关的制度再造的实践情境中,还存在形式大于内容的现象,政府规制的效用有限。由此认为,把握机遇,推进制度再造,要进一步明确学术权力组织在高校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厘清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重视政府规制与高校改革的统一性,注意再造的系统性和学校特点。

  关 键 词:学术权力组织 制度再造 规制

  标题注释: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我国公立大学章程文本效力及后续建设研究”(15YJA880079)。

  学术组织的制度建设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我国高校在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把学术委员会的制度建设作为关键内容之一。我们认为,这一建设过程是高校学术组织制度的再造过程。所谓“制度再造”,指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制度变化,而是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一种制度变革。近70年来,我国高校学术委员会制度不断经历再造过程,并且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这个过程至今仍未结束。这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作为实践的现实反映,学术委员会制度建设已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议题。已有的研究文献表明:学术委员会制度建设的历史语境和现实语境,需要更深入地研究;建设的内外环境和动力机制,需要更理性地解析;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需要更科学地揭示。本文试图通过文本分析和实践调查,对这些方面做些探索。

  一、学术权力组织制度再造的历史语境

  高等学校本质上是学术组织,教师作为学术工作者是学术组织的主体。通过一定的组织形态和相应的制度安排,使教师在学术活动中发挥主体作用,行使学术权力,是世界各国现代大学的通例。这种组织制度因各国政治制度、大学体制和传统不同而各有差异。我国高校在引进西方大学制度时,亦各有权宜。民国时期,有的大学设教授会,有的大学设评议会,性质大体相近,都属于学术权力的组织化存在,形成了制度。

  1949年以后,在新的国家政治体制和高等教育体制之下,我国高校的学术权力组织发生了许多变化。1950年8月14日颁布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第二十六条规定:“大学及专门学院在校(院)长领导下设校(院)务委员会”,有关“教学计划、研究计划及工作报告”等学术事务由校务委员会审查;“大学及专门学院得成立各种学术团体以促进科学、文化的提高与普及”。[1]46之后,亦有大学提出成立学术委员会,哈尔滨工业大学甚至提交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术委员会组织办法》,但高等教育部、第一机械工业部回复“应俟高等教育部详细研究,呈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施行”。[1]326哈尔滨工业大学之所以用了“学术委员会”的称呼,是否有意与民国时期大学的“教授会”“评议会”相区别,或是所指意义有所不同,我们现在无从得知。但这一用语后来确实被采用,并相沿成习。到1956年,高等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奖励暂行办法(草案)》,确定了校(院)系学术委员会的组织存在,其功能则是推荐或审查、评选科学研究成果。[1]646至此,学术权力组织制度的原点基本被构建,即:确立了学术委员会这一组织形式的存在,并确认其权力范围为科学研究领域,其职能主要是推荐、审查和评选科研成果。

  如果说高校内部领导体制在20世纪50年代尚处于探索的过程中,存在着不确定性,那么到60年代初,这一体制便基本成型。1961年,《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正式提出实施“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1]1060,而对于学术权力,则置于行政权力的统摄之下。1963年,教育部在《关于发送直属高等学校自然科学研究工作会议有关文件的通知》中,对高校学术委员会予以更为清晰的定位:“高等学校的党委一般应该通过行政系统去领导科学研究工作,但是不要以党或行政的名义去对学术问题作结论,不要去干涉各教研室或教师的具体的研究业务。……为了加强学术工作的领导,可以在校务委员会下设立学术委员会,作为学校党委和行政在领导学术工作方面的助手。学术委员会由学术上造诣较深的教师组成,可以对科学研究工作的规划、计划和重大仪器设备的添置进行审议,评审重大研究成果,并研究科学研究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向学校领导提出建议。这种做法,现在经验还很少,可以先在少数学校试行。”[1]1170很显然,学术委员会的权力范围仍然限定在科学研究之内。《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自然科学研究工作暂行简则(草案)》进一步确定了高校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关系。“学术委员会在科学研究工作方面的主要职责是:审议学校科学研究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研究科学研究工作方面的重要问题,向校长和校务委员会提出建议;评审校内重要学术成果;指导学校学术书刊的编审工作。”[1]1173这构成了学术权力组织制度的正式规制。这一规制的内涵与外延,后来又有所拓展。1963年,教育部在《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提升工作问题的通知》中提出,“高校已建立学术委员会的,教师职务的业务评审可由学术委员会兼管。”[1]1215在已有的规制中,虽然学术委员会处于行政的从属地位,只有审议、评审权,但是制度化的存在得到承认,却不能不说是学术权力组织制度构造的重要进展。

作者简介

姓名:熊庆年 蔡樱华 工作单位: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复旦大学办公室

职务:所长;副主任 职称:研究员;助理研究员

课题:

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我国公立大学章程文本效力及后续建设研究”(15YJA88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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