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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奉臻:"回到马克思"的内涵路径及其功能限度
2019年02月11日 09:27 来源:《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 作者:徐奉臻 字号
关键词: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内涵路径/功能限度

内容摘要:四、“回到马克思”的功能及限度虽然“回到马克思”内容庞杂,其历史归宿的定点也难以明确,但可以肯定的是,“回到马克思”既要回到被马克思哲学思想所遮蔽和所消融的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又要将支离破碎的马克思还原为整体的马克思,将单一线性的马克思还原为多样多维的马克思。如果将“回到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割裂开来,会呈现下面两种情况:一是强调“发展马克思”而忽略“回到马克思”,这势必会使马克思思想继续遭遇被误读、被曲解、被偏离之命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难免要陷入凝固化、工具化、偶像化、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之窠臼.

关键词: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内涵路径/功能限度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徐奉臻,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原发信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京)2018年第20183期 第51-57页

  内容提要:作为一种解读范式,“回到马克思”是涉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内容及其方法论的系统工程。远离马克思谈马克思以及马克思的部分思想被误读、被遮蔽等研究现状,赋予“回到马克思”以必要性和迫切性。关注马克思思想自身的嬗变、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马克思思想的恩格斯化等,是“回到马克思”的基本路径。由于“回到马克思”的目的诉求和终极结果之间存在学术间距,体现实然性层面的学术现实和应然性层面的学术理想之间的内在紧张,使“回到马克思”具有理想性,存在功能上的限度。在“回到马克思”的口号下,做“走近马克思”和“贴近马克思”的尝试,最大限度地提高研究成果与本真马克思思想之间的对称程度,更具可能性和可操作性。协调文本主义和现实主义,沟通绝对主义解释学和相对主义解释学,将“当年”的“立说者”之“原本”和“当代”的“解释者”之“副本”有机结合,是“回到马克思”的应有之念。

  关 键 词: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内涵路径/功能限度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创立及其在当代的发展”(项目编号:08BZX021),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自主选题资助项目“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及实践研究”(201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回到马克思”奠基在对马克思思想功能的判定之上。尽管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对马克思的评价始终褒贬不一,但承认物理缺场的马克思依旧有精神在场的作用仍然是主流。习近平同志曾在系列讲话中提及美国学者罗伯特·L.海尔布隆纳,因其强调: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马克思,都不得不承认,自马克思的著作问世以来,尽管世界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们仍要求助于马克思来洞察当今时事”。因为“每个想从事马克思所开创的研究的人都会发现,马克思永远在他的前面”。①

  作为一种理论欲求和学术现象,“回到马克思”在中国和西方交相呈现。1921年,李达发表《马克思还原》,表达了探寻“真马克思”的原初理念。西方学者“回到马克思”的探索,以卢卡奇和阿尔都塞等为主要代表。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受到冲击,又为“回到马克思”提供进一步需求动力。之后,中国学者推出以“回到马克思”命名的著作,不仅形成东西方的学术互动,而且引起普遍关注。

  从“回到马克思”主张问世起,反对和认同的意见就彼此交锋。有学者认为,“回到马克思”是停留在对文本进行考古学诠释的原教旨意味的倒退,不仅唆使人们脱离时代,而且还会形成维护话语权的策略。②有学者反驳之:“回到马克思”与体现“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并不对立,呈现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发展历程的原像,并非必然导致对其现实意义和价值的忽视。③

  作为一种具体解读范式,“回到马克思”是涉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内容及其方法论的系统工程。时至今日,争论还在持续。虽然涉足其中的人越来越多,但无论是在“回到马克思”的概念、内容、对象上,还是在“回到马克思”的方法、方向、途径上,都没有达成普遍共识。没有哪一种意见充分到不需要被证实的程度,也没有什么观点完善到不需要被证伪的地步。随着研究和诠释的推进,与其说能够找到终极性的答案,还不如说又遇到更多困惑和发现更多问题。因此,“回到马克思”事实上已经搭建起一个具有恢宏伸展空间的研究马克思的新平台。

  二、“回到马克思”的内涵和意义

  “回到马克思”是历史概念,不同时期的不同学者,对其内涵的理解互有不同。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种意见。

  一是重视客观事实和史料价值:卢卡奇坚守“让史料本身说话”的兰克治史原则,强调回到作为历史事实的马克思,即“不管对‘事实’进行多么简单的列举,丝毫不加说明,这本身就已是一种‘解释’”④。

  二是强调阅读原典和主体思考:2013年,红旗出版社出版日本的内田树、石川康宏的著作,题目就是《青年们,读读马克思吧!》。阿尔都塞强调“按马克思的思想而思想”,即“为了试图理解马克思究竟思考过什么,我们最起码应该做的,就是回到马克思,从而‘自己思考’马克思究竟思考过什么”⑤。为此,他强调阅读原典:对《资本论》,要“完整地、一行一行地去阅读”。不仅要读法文版,还要阅读德文原版,“至少要读基本理论的章节以及马克思的关键概念浮出水面的所有地方”⑥。

  三是主张激活文本和促进重建:强调“回到马克思”是激活马克思文本和恢复马克思理论文本自身再生产的过程。⑦“回到马克思”不是出于崇古意识,也不是要“退回到马克思的原典上去”,而是将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的先见搁置起来,摆脱对教条体制的合法性预设,消除现成性的强制,以真正重建马克思思想的开放性和当代生成性。⑧

  伟大的思想自有其命运,马克思的思想也不例外。上述对“回到马克思”的内涵的不同理解,反映不同时空条件下“回到马克思”思想形成背景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回到马克思”之所以必要与迫切,以及由此折射出的“回到马克思”的价值和意义,既奠基在对“回到马克思”背景的思考上,也由当下研究马克思的如下四个方面学术现状所决定。

  其一,远离马克思“赞”马克思、远离马克思“否”马克思。对此,弗罗姆曾慨叹:“大多数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最感到愤怒的人,却从未读过马克思写的一个字,而另外很多人最多也只有一些极肤浅的了解。”⑨

  其二,马克思的部分思想被误读和被曲解,并引起激烈论争。比如,关于俄国革命与马克思思想的关系。麦克莱伦断定:俄国社会主义型现代化模式就是马克思思想的原旨,因为“坟墓中的马克思引起了1917年11月的俄国革命”⑩。沃尔夫和德赛反对这样的观点,他们强调:俄国革命与“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确实严重不符”。俄国革命不是对马克思理论的证实,而是挪用、修正和利用了马克思。如果马克思在世的话,会对俄国的形势感到震惊。(11)关于俄国革命发生的原因,也是歧义丛生。B.Л.伊诺泽姆采夫认为:与俄罗斯人鄙视物质利益、崇尚社会公正的文化传统有关。沃尔夫则强调:“当机会出现时,革命分子掌握了政治权力,并动用权力强制实施共产主义经济。”(12)莫斯科大学博士A.B.布兹加林认为:如果没有辩证法,就不会有俄国革命的胜利。正是列宁,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做了辩证唯物主义的阐释,进行理论的自我更新,才在社会现实和共产主义理想之间确立了过渡方案。(13)

  其三,马克思的部分思想,如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被长期遮蔽或搁置。事实上,围绕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先发现代化和后发现代化的关系、殖民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现代化的吊诡性、社会现代化和生态现代化等问题,马克思均有值得关注的真知灼见。马克思的“世界的生产”、“生活的生产”及其交往理论等,不仅是现代化之渊薮,而且还有后现代之意蕴。但是,这些思想被消融在处于强势的马克思哲学等思想中。长此以往,无助于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

  其四,马克思的部分思想被凝固化、实用化、偶像化、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出现了习近平同志所批评的在学科中“失语”、在教材中“失踪”、在论坛上“失声”的现象。(14)

  “凝固化”是重文本解读的学术性,轻挖掘马克思思想的现实性,将马克思思想当成经典来注释,但却忽视了马克思思想的实践功能。“实用化”是把体系庞杂和内容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简单规约为伦理道德的说教、政治斗争的武器和意识形态较量的工具,使马克思富有生命力的本真精神被遮蔽。“偶像化”是把马克思思想神圣化,认为只要有马克思,就不再需要任何其他学派、学说和真理了。事实上,“按照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原则,其本身就包含着不断发展和不断更新的巨大可能性”,但偶像化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内含的辩证超越性”。(15)有鉴于此,习近平同志要求要善于融通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外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古今中外的各种学术资源。(16)“边缘化”直接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定位问题。在世界文明中,马克思有“千年伟人”和“千年最伟大思想家”之誉。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就是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如果这些真实史实没有得到充分凸显,就是边缘化的外在表征。“空泛化”特指华而不实的浅尝辄止,其具体表现对应习近平同志所批评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没读几本,一知半解就哇啦哇啦发表意见”(17)。“标签化”是把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作为到处张贴的标签。以为一旦贴上“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就足以证明其观点、理论、学科存在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基于对上述研究现状的反思,可从“目的”“过程”和“产物”三个角度解读“回到马克思”。作为“目的”的“回到马克思”,是要弱化教条主义的解读方式,以文本研究的学术转向再现马克思思想的真实性。作为“过程”的“回到马克思”,是通过对马克思著论的相对全景的阅读及研究,强化作为主体的研究者与作为客体的研究对象之间的信息对称度。这个过程,既是进一步认识马克思的过程,也是重读和重思马克思的过程。“进一步认识马克思”是基于现有研究成果的“接着走”,把研究视野投放到先前没有涉猎或触及的马克思的文本与思想,使被搁置、被遮蔽和被消融的实存状态的马克思的思想得以复原。“重读和重思马克思”是将马克思放在研究者的生活背景中、放在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语境里,对马克思思想的不同部分进行具体分析,以修复被误读、被曲解和被偏离的马克思,使马克思的思想不断与“当下在场”的思想视阈相融合,从而使其有效地指导当今中国与世界的现代化实践。

  作为“产物”的“回到马克思”,是使研究主体的认识更走近和贴近马克思,使研究成果处于特定时空条件下最客观和最科学的状态。埃尔斯特在评价其《理解马克思》一书时曾写道:“当我最终又回到马克思时,我发现,我极大地受益于这一时期的研究。不论现在这本书的优劣如何,它也有着比13年前的那个版本更好的基础。”(18)

  三、“回到马克思”的思路与方法

  “回到马克思”的总体思路,是要把马克思的思想放在其产生的社会关系和学术背景中做情境化的具体分析,即科尔施所言的“把唯物史观应用于唯物史观本身”(19)。这种认识,决定了在“回到马克思”的具体操作中,研究者至少需要关注如下关系或问题。

  第一,考虑马克思思想的历史性和复杂性,关注马克思思想自身的历史间距。马克思是拥有“肉身”的“人”,不是无所不能的“神”。马克思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历经复杂的嬗变。马克思的思想横跨不同学科,涉及不同领域。从马克思思想问世起,就成为不同语言从不同视角进行讨论的主题,就一直处于被拥护、被信仰、被质疑、被诘难的争议之中。马克思的已完成手稿和未完成手稿之间,存在学术间距;马克思思想中的“显性理论”和“隐性观点”之间、“现实性凸显”和“潜在性存在”之间,存在学术间距。比较而言,“隐性观点”和“潜在性存在”往往被忽略,相关研究成果相对薄弱。有鉴于此,有学者从“潜结构”和“隐秩序”(20)角度解读和追问马克思。

  第二,辨析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关注两者之间的学术间距。严格说来,“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21)和“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从内涵和外延的逻辑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既包括又根植于马克思的思想,并处于不断嬗变和增容的过程中。以马克思的思想为参照,马克思主义是不断生长着的学术平台,具有更广阔的理论空间。至于“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研究者普遍感觉很难一语道破。洛克曼曾慨叹:“即使最博学、最有能力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诠释者,通常都无法勾画出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区别。”(22)尽管如此,还应看到,关注并探寻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是“回到马克思”的基础性工作。

  如果说马克思思想自身的历史间距,呈现在马克思学说的“原本”和马克思思想生发的进程中,那么“两个马克思主义”的学术间距,则呈现在“当年”和“当代”之间、“原本”和“副本”之间、“立说者”与“解释者”之间。尽管马克思所说的“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23)有多种解释版本,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马克思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对自己思想被误解甚至被歪曲的不满与愤怒。习近平同志曾断言: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并指出“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就不能说”,“根据需要找一大堆语录,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了,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的做法,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24)

  需要强调,对“当年”的“立说者”之“原本”和“当代”的“解释者”之“副本”之间关系的理解,既涉及对马克思思想本身性质和功能的定位,也事关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问题。克罗齐说:“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行为”,“每一部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25)把这种认识用于本研究,可以认为,审视马克思思想的过程,即是解释者在自己头脑中把已经拥有的资料加以分析和整理的过程,因而必定打上解释者思维之印记,使解释性的“副本”带有某种通过“显微镜”和“化学试剂”作用所呈现的选择性与主观性。如果重“当年”的“立说者”之“原本”,轻“当代”的“解释者”之“副本”,就等于将马克思推出“当下时代”,就意味着窒闭了马克思的思想,使解释者无法把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有机结合,更谈不上对马克思思想进行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如果重“当代”的“解释者”之“副本”,轻“当年”的“立说者”之“原本”,则会使前者面临与后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更大可能和更大危险,从而将马克思思想空泛化。

  对研究者而言,“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间距,其实利弊兼蓄。其“弊”在于,间距的客观存在使研究者永远不可能在脱离自身生活的前提下回到“原版”理论中去。其“利”在于,“历史间距并不构成理解的障碍,相反,它恰恰构成一切真正理解的条件。只有承认这种历史间距,带着当代人的生活旨趣,去与理论文本进行创造性的对话,理论文本中那些与当代人的生活仍有关联的潜在意义才能在人们面前清晰地展现出来”(26)。因此,对话“当年”和“当代”,沟通“原本”与“副本”,协调“立说者”及“解释者”,使其保持必要的张力,不失为既尊重马克思的原初思想,又体现马克思思想当代性的应有之念。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与时俱进,把“回到马克思”与“让当年的马克思走入当代的马克思”的命题相统一。而这种统一凸显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思想的“时代化”过程。有鉴于此,有学者指认:马克思的思想不仅被用于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危机,而且被用于探索后资本主义社会。库珀的《2014年马克思可以教给我们什么?》、基尼奥的《回到马克思:为了后资本主义社会》等(27),都从不同角度折射出马克思思想的“时代化”特点。

  第三,考虑马克思思想的恩格斯化倾向,即关注恩格斯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也是马克思思想与恩格斯思想的学术间距问题。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特殊的合作关系,也由于马克思著作的恩格斯修订版得到广泛传播,他们往往一同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由此,生发出两种值得关注并需要调适的学术现象:一是长期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一致性被充分认可和强调,但两者的分歧和不同却没有得到应有重视;二是在学术研究中,恩格斯的思想遭遇不应有的忽略。尤其是,对一些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撰的经典,往往被不加辨识地冠在马克思的头上,英国的卡弗将此现象概括为“恩格斯—马克思问题”。而围绕“恩格斯—马克思问题”,又有“一致论”“修正论”“误释论”“对立论”“差异论”“同质论”和“发展论”等。(28)具体研究思路和观点如下。

  一是通过恩格斯理解马克思,把恩格斯作为诠释马克思的媒介。在《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一书中,就有“受到恩格斯对马克思著作的理解和阐述的影响”之表述。在具体研究中,除了关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外,还关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著,以及由恩格斯在马克思活着的时候独立撰写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

  二是把进一步区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学术思想、作者身份和思想观念方面的差异作为方法论原则。也就是说,必须“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相似或一致,而不是简单地“假定”他们一致。从这个角度看,“回到马克思”与“回到恩格斯”必须有机统一。如果没有对恩格斯思想肖像的清晰把握,也会掣肘“回到马克思”的努力。

  三是关注恩格斯对马克思著作的注释。有学者断言:“马克思思想的任何‘体系’都必须源自马克思本人的著述,而源自恩格斯的任何‘体系’都必然会被证明是与马克思本人的著述相悖的。”(29)这样的认识,虽有极而言之之嫌,但也确实折射出恩格斯思想与马克思思想的不同。

  四是通过文本的研究和翻译,再现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写作过程,揭示两者思想之间的差异以及他们在合作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卡弗编译《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费尔巴哈》的新英文版,旨在展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同“手迹”,并通过展示手稿页上文本的“插入”,为感兴趣的读者再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写作过程。(30)广松涉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也致力于忠实再现手稿的推敲和修改过程的基础性工作。

  五是关注恩格斯等人在马克思去世后整理其手稿时所推出的作品与马克思原始文本之间的学术间距。虽然这些编辑后的作品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学术界歧义丛生。但能意识到此问题,并着手进行研究,不失为“回到马克思”的学术努力。

  需要强调,考虑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学术间距,既不能矫枉过正,又切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就是说,区分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不同,并不意味将二者的思想完全对立,而是致力于揭示二者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

  四、“回到马克思”的功能及限度

  虽然“回到马克思”内容庞杂,其历史归宿的定点也难以明确,但可以肯定的是,“回到马克思”既要回到被马克思哲学思想所遮蔽和所消融的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又要将支离破碎的马克思还原为整体的马克思,将单一线性的马克思还原为多样多维的马克思。

  任何研究成果都是研究主体对认识客体的再翻译和再建构的结晶,“回到马克思”也不例外,也是要把研究者的个性、思想、智慧、知识和技能投入到马克思思想之中的“精神冒险”(31)。在此,笔者所以借用马鲁的“精神冒险”之表述,是因为“回到马克思”的目的诉求与终极结果之间存在学术间距。换言之,“回到马克思”体现实然性层面的学术现实和应然性层面的学术理想之间的内在紧张与矛盾,不仅具有理想性,而且存在功能上的限度。一方面,马克思浩繁的著述,是研究马克思思想不可逾越的巨大存在;另一方面,普通研究个体的时间、经历、眼界等均具有限性,难以囊括和精通马克思的所有思想,即便是倾其一生。更何况,马克思的著述不仅有不同文本,而且涵盖诸多语种,使研究者所拥有的文本非常有限。对此,有学者坦诚:已经意识到“自己在文献学研究上(或版本考据学)的不可能性”,并断言:“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学解读方法的实质”,是“只能用在文本的内在逻辑语境的理解上”。(32)因此,使用“走近马克思”和“走向马克思”,会比“回到马克思”更为贴切。在“回到马克思”的口号下,做“走近马克思”和“走向马克思”的尝试,最大限度地提高研究成果与本真马克思思想之间的对称程度,似乎更具可能性与可操作性。

  在学术实践中,如果研究个体或学术共同体,能够突出“问题意识”,围绕马克思思想中的一个或几个论域或视阈,做考据性和学理性研究,就会形成马克思思想研究的若干个“点”。当“点”达到一定“量”,就会形成若干“面”。将这些“点”和“面”汇聚到一起,并揭示不同“点”之间、不同“面”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就能更接近马克思思想的原像。这样的认识,既能明确马克思思想本身的定位,也有助于指认研究者本身的学术定位。

  虽然,有学者声明自己似乎发现了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也有学者断言,自己完成了“回到马克思”的理论工程,初步完成了“回到马克思”的历史性研究工作。但笔者以为,这些说法都有待商榷。因为“马克思思想的研究成果”之与“马克思思想本身”,具有主观性和客观性兼具的特征。

  就研究客体而言,无论是实存状态的马克思思想,还是体现实存状态马克思思想的马克思本人的著述,都既是客观的又是复杂多样的。马克思一生成果丰富,不仅卷帙浩繁,而且有不同版本和译本;在内容和学科归属上,很难将马克思的思想简单归类,其所论及的范围贯通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马克思的思想博大精深,对马克思的定位也多样不一,有人将其称为“革命家”“哲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有人将其视为“社会科学家”“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工人运动领袖”“传递人类自由的信使”等。(33)有人肯定马克思的批评家定位,断言:马克思主义是有史以来“对资本主义最透彻、最严厉、最全面的批判,也是唯一大大改变了这个世界的批判”(34)。

  就研究主体而言,其研究马克思思想的表述方式是主观的。作为内含研究者“主体意识”的相关研究成果,直接反映了研究主体的思想与理念,体现其特有的“文本解释技术”。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思想诠释成果的研究水平,直接取决于研究主体“文本解释技术”的成熟程度。因此,对作为一种客观性要素而存在的马克思思想的挖掘深度与广度,以及信息的对称程度和理论的科学程度等,都直接规约并影响研究主体的认识和判断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要克服解释马克思思想的主观性与片面性,既要仰仗史料的真实性与全面性,又有赖于研究主体智识水平及其操作技术的提高。而提高“文本解释技术”,既要协调“文本主义”和“现实主义”,又要沟通“绝对主义解释学”和“相对主义解释学”,以便最大限度地扩展这两组关系之间的解释张力。

  在本质上,协调“文本主义”和“现实主义”,是解决“回到马克思”和“发展马克思”的问题。“回到马克思”和“发展马克思”恰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是研究马克思思想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如果说“回到马克思”侧重文本考据和史实考证,那么“发展马克思”致力于对文本和史实的双重省思,以及奠基在省思基础之上的解构与重构。“回到马克思”是“发展马克思”的基础和前提,是推动解释者在马克思思想轨道上继续前行的保证;“发展马克思”是“回到马克思”的必然归宿,因为研究马克思思想的终极关怀,归根结底不在“回归”,而在“运用”。如果将“回到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割裂开来,会呈现下面两种情况:一是强调“发展马克思”而忽略“回到马克思”,这势必会使马克思思想继续遭遇被误读、被曲解、被偏离之命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难免要陷入凝固化、工具化、偶像化、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之窠臼;二是强调“回到马克思”而忽略“发展马克思”,这固然会使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论阐述有了严格的规定性,但同时也会遮蔽学者理解马克思思想之发展实质与发展趋向的视线。在此情况下,理论的生命力就可能仅仅体现在对“已有绝对真理的还原”上,而“不再是随着现实发展的不断创新”。有鉴于此,有人断言:“凡是想探寻原旨主义或正宗思想的集团和个人,都是想由此论证自身在政治上的唯一正确性,并获得或垄断对历史和理论的解释权。”虽然,此种认识未免有极端之嫌,但同时,也确实应当承认:“所谓真理,一旦变成了对于本像的还原,也就成为一种强势话语的真理。”(35)长此以往,必然会造成学术发展之窒闭,就会出现习近平同志曾转述的邓小平所批判的现象:“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36)“绝对主义解释学”和“相对主义解释学”,是当下中国解释学界的两种主要倾向。有学者将其称之为“绝对主义倾向的解释学”和“相对主义倾向的解释学”,并认为两者的共同偏颇是遮蔽或消融了“理解的辩证法”。两者的不同点分别表现在:绝对主义倾向的解释学强调了“理解的绝对性”而忽视了“理解的相对性”,强调了“理解的对象性制约”而忽视了“理解的主体性”;相对主义倾向的解释学强调了“理解的相对性”而忽视了“理解的绝对性”,强调了“理解的主体性”而忽视了“理解的对象性制约”。(37)

  因此,作为个体研究者,不应该也没有必要急于宣布自己的研究是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或“原像”。这样的结论,内含“己者为正宗”,而“他者是赝品”的弦外之音。这在无形之中,就难免要造成文化的独尊和话语权的垄断,不利于学术的进步与发展。更何况,一项研究成果是否进入“整体”或“原像”之境,既有待他人的评价,也有赖于历史和时间的检验。

  注释:

  ①[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②参见张一兵:《文本学解读语境的历史在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35页。

  ③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年鉴2008》,哲学研究杂志社2008年版第55页。

  ④参见[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2页。

  ⑤参见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182页。

  ⑥参见[澳]奈特:《再思毛泽东》,闫方洁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7页。

  ⑦参见李金辉:《理解马克思:在“实践的解释学”视域内》,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5页。

  ⑧参见张一兵:《文本学解读语境的历史在场》,第435-454页。

  ⑨[美]弗罗姆:《健全的社会》,孙恺祥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1页。

  ⑩[英]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39页。

  (11)参见[英]沃尔夫:《21世纪重读马克思》,范元伟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0页;[英]德赛:《马克思的复仇》,汪澄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12)参见[俄]伊诺泽姆采夫:《后工业社会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安启念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英]沃尔夫:《21世纪重读马克思》,第80页。

  (13)参见曹泳鑫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16—201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版第69页。

  (14)参见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页。

  (15)Roger Garaudy,Marx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London,1970,p.211.

  (16)参见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16页。

  (17)同上书,第12页。

  (18)[美]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何怀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19)[德]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59页。

  (20)何中华:《重读马克思》,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页。

  (21)[法]阿隆:《想象的马克思主义》,姜志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22)[法]洛克曼:《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杨学功等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7-8页。

  (23)K.Marx and F.Engels,Collected Works,Vol.46,London,1992,p.356.

  (2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21、13-14页。

  (25)B.Croce,History:Its Theory and Practice,New York,1921,pp.13,19-20.

  (26)吴德勤:《永远的马克思: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27)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等:《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14》,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6页。

  (28)吴家华等:《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39-66页。

  (29)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等:《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8》,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5页。

  (30)参见上书,第196-197页。

  (31)[法]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王建华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32)张一兵:《文本学解读语境的历史在场》,第3页。

  (33)[捷]斯维塔克:《人和他的世界:一种马克思主义观》,员俊雅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3-165页。

  (34)[英]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等译,重庆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35)刘一皋:《建党前夕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解释方法:对〈马克思还原〉的分析与解读》,载《史学月刊》2001年第4期。

  (3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8页。

  (37)王金福等:《论解释学的马克思主义重建》,载《江海学刊》2005年第1期。

 

    (本文刊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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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徐奉臻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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