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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成勇:田野史学的学术追求与实施方案
2018年11月08日 09:29 来源:贵州民族报 作者:叶成勇 字号
关键词:学术;田野史学;记录;书写历史;孔子;汉武帝;研究方法;调查;整理;传记

内容摘要:阅读提示关于田野史学的学术追求,实质就是学术的定位和学术的价值。在历史学的系统下,在人文关怀驱使下,田野史学就是要解决一个问题,即记录历史和书写历史。我们的学术追求和学术意义、价值,就定位在记录历史和书写历史,我不在乎一定要去解决一个历史问题,解决一个历史上具有争论的问题。如果田野史学没有这种学术追求,或者是没有这种学术价值存在,不是去“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那么我们的历史书写,我们的那些文章又有多少意义?这就是说,田野史学应该要往这个方向去走,要继承孔子,司马迁,包括后来的司马光等人,继承他们书写历史和传承历史的大道。关于田野史学与新乡土人才培育,内容很多,期待更多交流。

关键词:学术;田野史学;记录;书写历史;孔子;汉武帝;研究方法;调查;整理;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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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提示

  关于田野史学的学术追求,实质就是学术的定位和学术的价值。当代学术研究,大家看得都很热闹,不外乎就是写写文章,出出书,开开会。这种学术,大家都在这样说这样做,我们也不例外,但我们的学术追求与定位还得更高一点。在历史学的系统下,在人文关怀驱使下,田野史学就是要解决一个问题,即记录历史和书写历史。

  记录与书写历史

  我们很难说去研究历史,很多历史不需要研究,去感悟就行了,写那么多文章似乎也无济于事。我们的学术追求和学术意义、价值,就定位在记录历史和书写历史,我不在乎一定要去解决一个历史问题,解决一个历史上具有争论的问题。我们不追求这个东西,追求的是记录和书写活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去传承,去解悟历史的大道,这跟前面讲的人文精神是相关的。

  记录和书写历史就是在传道。“文武之道,布在方策”,但大道更在活态社会之中。司马迁写《史记》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就是他记录书写历史的“道”,是历史书写者的根本立场。如果田野史学没有这种学术追求,或者是没有这种学术价值存在,不是去“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那么我们的历史书写,我们的那些文章又有多少意义?所以笔者认为每一个东西都是跟传统的大道相接的,不是凭空而来。田野史学是根植于中国历史的底蕴的,是从传统中走出来的,是回应当代的问题,也就是这种学术追求。我们要继承司马迁,当然司马迁也是接着孔子,孔子修《春秋》有大义、大道,天下治乱兴亡成败之道。

  司马迁对孔子修《春秋》颇为崇敬,说《春秋》是“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司马迁既讲孔子的精神,也在讲他自己的追求,应该是我们记录书写历史的最高典范。“三王之道”当是对国家政治而言,故称为上,也才有存亡继绝之需求。“人事之纪”当是对社会层面而言,故称为下,也才有补敝起废之需求。但都当有嫌疑、是非、犹豫、善恶、贤不肖之辨别明定。

  国家存在、老百姓的生存即是一种“道”。顾炎武曾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天下兴亡之根本在道在民,也是在上层知识分子和地方精英手中,不是在少数统治者手中。封建时代的统治者是“肉食者”,谋国之权位而已,治天下谋大道的一定是明大义的知识分子,一定是有道义之人,他们是站在社会的立场,多数人的立场,大众的立场。“存亡继绝,补敝起废”这在当下尤其紧迫。田野史学的追求实际上就是在“补敝起废”,补什么敝,起什么废?我们现在社会有什么问题呢?弊端有哪些?通过我们的实践调查,发现了很多问题。“补敝起废”与“存亡继绝”,在我们记录历史和书写历史时一定要遵循的。

  我们现在很多价值观在变,于是就把历史重新来讲,颠覆一些讲法,包括对司马迁写的一些东西,很多人都说有问题。我们研究历史如果仅仅是要推翻一些东西或者检验一个是非的话,这不是历史学最高的“道”。那这个“道”是什么?是明明知道是错的,但是我们不会去讲,因为这种“错”或许正是符合历史发展的一种选择。

  历史后面有一块遮羞布,人的心灵的遮羞布。司马迁写《史记》,可以去看看他怎么写《孝武本纪》。如汉武帝,司马迁基本上没有记录他的什么大事,都是写他哪年哪月去祭鬼神啊、求神仙方术啊、周游啊之类的,基本不可卒读,司马迁为什么这样写?难道汉武帝没有事迹可写了吗?当然不是。汉武帝的很多事情是在哪里写的呢?写在臣下的人物传里面,为什么他这样安排?笔者认为这就是司马迁的“一家之言”。其实他固然知道汉武帝是雄才大略,他也很敬佩汉武帝,说“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等,但是他为了避免一些东西,就是不能把太多的东西附加在一个人身上。所以将很多与他有关的事就放在别的人物传记里面去,比如说“文教”这一块他放在公孙弘的传记里面去,外交的军事的放在别的传记里面去写。他实际上是在告诫后来者,作为最高统治者,不能过分地强调功劳。反过来看《孝文本纪》,写的都是文帝的节俭与宽民,不遗余力宣扬其德行,意在表明最高统治者修德。这是一种平衡处理,既是一种历史书写之道,也是一种价值观念,是对中国历史特有的政治体制,特有的集权政治的一种鞭策,不是直接去批判而已。

  这就是说,田野史学应该要往这个方向去走,要继承孔子,司马迁,包括后来的司马光等人,继承他们书写历史和传承历史的大道。这就是我们的学术追求。所以我们到地方调查,如果心中没有一个高悬的价值观,一种理想的追求,就只能看到“小”而见不了“大”。

作者简介

姓名:叶成勇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实习编辑 赛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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