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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初始形态 ——试论马克思恩格斯1844-1895年的批评理论
2018年12月06日 09:37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作者:张永清 字号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批评理论;初始形态;体系化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真正奠基者。里夫希茨不仅在《马克思的艺术哲学》(1933年)中首次对马克思的美学、文学思想做了整体性研究,而且在之后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1958年)的“序言”中始终恪守“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包罗万象的完整的世界观的创造者”⑩这一信念。⑨参见陈飞龙整理:《国外学者论马克思恩格斯美学和文艺理论体系问题资料汇编》,载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编辑委员会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第九卷, 361页。11)参见陈飞龙整理:《国外学者论马克思恩格斯美学和文艺理论体系问题资料汇编》,载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编辑委员会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第九卷, 365页。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批评理论;初始形态;体系化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真正奠基者。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9月-1895年8月期间的文学活动及其评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初始形态”。国内外相关研究形成了意见说、连贯说、体系说三种主要观点。“初始形态”主要包括作为理论与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以及两者之间的互渗关系三个向度。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批评理论/初始形态/体系化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2013030283)。

  作者简介:张永清,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缘何要以“初始形态”来命名马克思、恩格斯1844年9月至1895年8月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及其文学批评?“初始形态”与“前史形态”等其他五种批评形态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考虑到拙文①已就上述问题做了初步回答,此处就不赘述。总体来看,以往的相关研究紧紧围绕以下两个核心问题展开争论:其一,谁是马克思主义美学、艺术、文学、文化理论与批评的真正奠基人和开创者?其二,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文学评论究竟是个人化、片断化的感受还是体系化、整体化的批评科学?其实,这两个问题互为表里、缺一不可。也就是说,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明确:在何种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言说是或不是文学批评?在何种意义上,他们的文学批评是或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如果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又是如何建构的?如果不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如何创立的?凡此种种,就不一一而足。

  本文拟以发生学的方式把这两个问题“还原”到它们得以产生的历史场域中,粗略“描绘”该问题在六十多年间的发生、演变谱系,继而对以往研究存在的突出性问题作具体分析,并最终提出新的研究路径与解决办法。

  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严格按照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从事文学批评活动、刊发文学批评论著的时间先后顺序而非他们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实际贡献大小来叙述。众所周知,19世纪90年代-20世纪初构成了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从事文学批评活动的主要时期,保尔·拉法格、弗朗茨·梅林、格·瓦·普列汉诺夫、卡尔·考茨基、罗萨·卢森堡等主要从事的是政治、历史、哲学、经济等方面的活动与著述,美学、文学、艺术只是他们的“副业”。由于这些“业余”活动的存在,他们也获得了另外一种身份,比如,麦克莱伦把梅林看作“在文艺批评领域内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开拓者”②,卢那察尔斯基把普列汉诺夫视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奠基人”③;在韦勒克看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初期实践者的排列顺序是梅林、普列汉诺夫而不是相反④。

  不过,我们应追问的是:上述论断是就梅林等在各自国度内还是就整个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领域而做出的?问题还在于,研究者缘何唯独忽视了拉法格的文学批评活动?拉法格在哲学上较早把马克思的理论学说命名为经济决定论、经济唯物主义⑤,在文学批评领域他最早把“经济唯物主义”运用于都德的小说《萨弗》以及运用于对雨果、左拉等的相关评论⑥。如果不考虑拉法格对作为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运用是否恰切,也不考虑他的批评实践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如何,就单从时间性来考虑,那么可以说拉法格不仅是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法国文学批评的第一人,而且也是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领域的第一人。

  总而言之,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在主观上并不具有建构马克思主义美学、艺术、文学、文化体系的理论自觉,他们在各自的论著中很少关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活动及相关评论⑦;作为美学、艺术、文学等方面的爱好者,他们所做的只是把作为科学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自己对美学、艺术、文学等问题的相关探索中,因此,谁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奠基人这类问题不在他们的关注范围之内。

  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理论界普遍认为,普列汉诺夫不仅是“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而且是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文学批评的真正奠基人,他们以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弗·马·弗里契、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为代表。比如,卢那察尔斯基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任务的提纲》和《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普列汉诺夫》两文中就十分明确地表达了下述主要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文学、艺术方面的论述不仅数量少,而且都是一些片断化的个人意见,由于“他们并没有在艺术领域内指出应用辩证唯物主义伟大原则的方法的直接宗旨”,普列汉诺夫就重新创造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艺术、文学理论;尽管梅林在文学艺术领域的确也做出了十分有价值的贡献,“可是它们就基本原理系统化而言,与普列汉诺夫的著作甚至远不能相比”⑧。

  随着20世纪20年代末“去普列汉诺夫化”运动在苏联思想界、理论界的逐步展开、恩格斯致敏娜·考茨基、玛格丽特·哈克奈斯、保·恩斯特三封书信以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于1932年的首次问世,苏联文艺理论界“在三十年代才开始广泛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美学和文学批评观点”⑨。他们在“褫夺”普列汉诺夫曾经被赋予的崇高身份的同时,着手“确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美学、艺术、文学领域本应具有的神圣地位。

  不过,即使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真正创立者是马克思、恩格斯而不是普列汉诺夫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亟待解决: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文学批评提供的究竟是意见还是知识?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批评是“碎片化”的“个人意见”还是“体系性”的“知识话语”?毫无疑义,“体系说”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初的苏联理论界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他们主要以里夫希茨、希列尔、卢卡奇等为代表。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美学、艺术、文学等方面的思想在这一时期第一次得到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文本研究与理论阐释。

  里夫希茨不仅在《马克思的艺术哲学》(1933年)中首次对马克思的美学、文学思想做了整体性研究,而且在之后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1958年)的“序言”中始终恪守“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包罗万象的完整的世界观的创造者”⑩这一信念。与此同时,希列尔也在《文学批评家恩格斯》(1933年)一书中第一次对恩格斯的文艺思想作了系统性考察,他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留给我们的绝不只是一些关于文学艺术的‘零散评语’”(11)。

  旅居苏联的卢卡奇这时不仅写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之间的济金根论争》(1933年)、《作为文艺理论家和文艺批评家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935年)等论著,而且把恩格斯有关现实主义的论述概括为“伟大的现实主义”。1945年,卢卡奇在《马克思恩格斯美学论文集引言》中再次重申了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基本理论主张: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评论的“片断性”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的文学思想的非体系性,反之,体系性也绝非相关文献资料的简单搜集与有序排列。(12)还应注意的是,卢卡奇在《审美特性》(1962年)的“序”(13)、《历史与阶级意识》“新版序言”中对此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说明与阐发。在他看来,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体系还处在“应然”状态,这就需要后继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和方法把它转化成“实然”状态:“我还产生了一种愿望,想利用我关于文学、艺术以及文艺理论的知识,去建造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体系……马克思也给我们提出了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系统美学理论的任务。”(14)“您也许记得,梅林曾把康德的美学引入马克思的理论,普列汉诺夫则把一种实质上是实证主义的美学引入了马克思的理论……然而事实是我们最先谈论专门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最先不是用这种或那种美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体系。美学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思想,可以在我写的关于马克思和拉萨尔之间的济金根论争的论文中看到,在里夫希茨那里,则可在他早期写的关于青年马克思的著作中看到。非常有趣的是,这一思想与我们的其他思想不同,在苏联得到非常广泛的传播。它之所以得到广泛传播,是因为没有人真正知道这是里夫希茨和我的创造。”(15)从上述引文不难得出以下结论:只有里夫希茨和卢卡奇本人才是“专门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创造者。

  如果说以上观点主要呈现的是苏联理论界对此问题的基本认知与判断,那么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学界也对此问题做出了程度不一的探究与回应,大致形成了以下三种主要观点。

  第一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是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他在《美学概论》(1953年)中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美学论述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他们相关论述背后所呈现出来的世界观和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美学问题的言论集,构成一部五百多页的巨著(其中包括青年马克思的诗和谈论某些作家的大批书信,等等)。我们对这些珍贵的材料还远没有充分地加以研究和利用……这些摘录与一般言论之间的联系在哪里呢?这种联系不在于单纯的艺术理论或艺术的‘社会学’,而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16)

  第二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是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威廉斯。他在《文化与社会》(1958年)中坚持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文学、文化方面的相关言论不是文学批评而是些个人感想:“马克思本人曾想建构一种文化理论,但没有完全建成。例如,他对文学所做的随兴的议论只是作为那个时期的一位有识之士的感想。很难把它看成是我们今日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有时,他也会凭借他非凡的社会见识来做一番议论,但人们并不会觉得他是在应用一种理论。”(17)至于所谓的“系统化”与“普及化”问题,威廉斯在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1977年)一书中明确指出:“此时我终于弄清楚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及文学理论首先是由普列汉诺夫根据恩格斯晚期著作的观点加以系统化,随后又由苏联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加以普及的。”(18)

  第三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是美国的非马克思主义者韦勒克。与威廉斯不同的是,韦勒克在《近代文学批评史》(1955年)中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批评定位在“言论”与“连贯性”之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文学言论,零零散散,随口道出,远谈不上定论。它们并不等于一套文学理论,甚或探究文学与社会关系的理论。但是这些言论并未由此而显得互不连贯。它们通过其总的历史哲学贯通起来,而且显露出可以理解的演变——早年卷入德国三四十年代的论战形势,经过严格的经济决定论的阶段,终而采取后期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框架之中比较成熟而容忍的态度”(19)。与威廉斯相近的是,韦勒克也认为:“作为严密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只是到了俄国革命胜利以后才发展起来;甚至列宁在他早期的论文中也还是未成体系的,那些论文力图把托尔斯泰作为还未认识到无产阶级重要性的俄国农民的代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在20年代才具体化为一个严密的体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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