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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理性与非理性的互补
2018年12月06日 09:44 来源:《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刘大椿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Complementarity of Scientific 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

  作者简介:刘大椿(1944- ),男,贵州安顺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 100872

  原发信息:《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0184期

  内容提要:在科学从兴起到成长的过程中,“理性”是贯彻始终的一个概念。从理性精神的觉醒,到对人类理性能力的承认、肯定与张扬,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学发展的整个过程。然而,随着科学迅猛扩张造成理性的分裂,即工具理性彰显而价值理性衰微,理性又面临着极大的考验。而要从根本上改变工具理性的僭越所带来的人类精神危机和道德危机,实现价值理性的复归与人的意义的回归,就要改变以往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之间关系上的态度和原则,以最终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协调与统一,进而在具体的行为中达到工具性考量与价值性考量的和谐一致。

  The awakening of scientific rational spirit and the rationality of its expansion throughout the history are explored in the paper.How irrationality rebounds to rationalism,and how its necessity is presented are expounded for the purpose of revealing the complementarity of rational factors and irrational factors.It is advocated that harmony between instrumental consideration and value-oriented consideration should be reached in practice.

  关键词:理性/非理性/科学/工具性/价值性/rationality/irrationality/science/instrumental/value-oriented

  

  在科学从兴起到成长的过程中,“理性”是贯彻始终的一个概念。从理性精神的觉醒,到对人类理性能力的承认、肯定与张扬,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学发展的整个过程。然而,随着科学迅猛扩张造成理性的分裂,即工具理性彰显而价值理性衰微,理性又面临着极大的考验。当下,非理性主义思潮乘机涌现,而且显示出自己的积极意义,那么,应当怎样在科学理性与非理性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呢?

   一、科学与理性精神的觉醒

  近代理性精神的觉醒,是从14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的。作为人类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场革新运动,文艺复兴以复兴古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传统为核心,恢复了古希腊人的理性精神,突出了人的尊严和思索的价值,积极提倡科学方法和科学实验,创造出了大量富有魅力的科学和艺术作品。

  始于16世纪初的德国宗教改革运动则在此基础上再次推进了人类理性精神的成熟。后来的新教改革使世俗生活与宗教实践相融合,新教伦理则为人的精神解放、为现代理性的生成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到了17、18世纪,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所倡导的“启蒙理性”把洛克的经验论和牛顿力学奉为理性的样板,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并将矛头直指封建专制制度。启蒙运动对理性精神的推进,使科学最终得到认可,科学理性正式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登堂入室。

  科学的巨大成就,不仅充分展示了科学知识的强大功能,也极大地刺激了理性精神的觉醒。从此,科学理性的力量被认为是人的最高力量,科学也成为近代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主题。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和数学成为最受尊重的学科。

  在短短两三百年的时间里,科学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功利性和实用性价值观的推动与促进。因此,科学合法性的真正目标,在弗兰西斯·培根看来,不外是“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类生活”。[1]

  卡西尔对这一盛况的描述很是贴切的。他说,“理性的力量并不在于使我们能够冲破经验世界的限制,而在于使我们学会在经验世界中有宾至如归之感。……理性的每一个活动,都使我们确信我们参与了神的本质,并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心智世界、通往超感觉的绝对世界的大门。……整个18世纪就是在这种意义上理解理性的,即不是把它看作知识、原理和真理的容器,而把它视为一种能力,一种力量,这种能力和力量只有通过它的作用和效力才能充分理解。理性的性质和力量,仅从它的结果是无法充分衡量的,只有根据它的功用才能看清。理性最重要的功用,是它有结合和分解的能力。它分解一切简单的事实,分解所有简单的经验材料,分解人们根据启示、传统和权威所相信的一切;不把所有这一切分解为最简单的成分,不把关于这些事物的信念和见解分解为最终因素,它是决不罢休的。分解之后就开始建设”。[2]

  二、科学理性的扩张与合理性

  就形成过程而言,“理性”是与古希腊哲学同时产生的一个重要哲学概念。柏拉图认为理性是思考所生产的真理,是人们通过回忆理念的存在来实现早已存在的人的灵魂;亚里士多德则提出了终极的逻辑观点,即将理性等同于思想和精神。可以说,在古希腊那里,理性主要就是指规律,或寻找规律性的能力。

  在启蒙思想家看来,“理性”主要是指与宗教信仰相对立的人的全部知性能力。狄德罗在《百科全书》的“理性”词条中指出,理性除了其他含义外,有两种含义是与宗教信仰相对而言的,即一是指“人类认识真理的自然能力”,一是指“人类的精神不靠信仰的光亮的帮助而能够达到一系列真理”。借用“理性”一词,启蒙学者想要表达的是源于人本身的某种先天的理性能力;同时,这种理性又是以自由、正义和人性的概念为指导原则的。

  在实践中,启蒙时期的理性一方面与资产阶级人权相结合,反映了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方面的需要;另一方面,理性与自然科学也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科学技术理性,成为适应西方工业文明发展的精神力量。随着科学—技术—工业一体化趋势的增强,理性不仅横扫一切障碍,全面张扬了自我,并使个体获得了解放,更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成为了万物的主宰。向科技理性的转化意味着启蒙理性正在走向人控制自然的神话。由于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生活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功,社会地位的空前提高,人们普遍相信自然科学的方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人的理性与科学技术的功利性得到了突出的强调。

  由此看来,从古希腊到启蒙时期,“理性”概念的内涵不断泛化与价值化,但它始终标识着一种人类的精神能力。同时,由于理性中功利性成分的过度彰显和工具理性取向的膨胀,理性因而变得包容一切,甚至成为合理性的代名词:理性的就是合理的、有价值的,反之亦是如此。然而,这同时也意味着,以机械论自然观作为指导原则、以科技为代表的理性必将带来理性自身的分裂及人与自然的对立,并引发新的危机。特别是,当科学精神与技术理性贯穿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自然科学超出了自身的界限而被推进到信仰的位置,成为一种绝对的存在。这样一来,理性就成为一种只局限于自然科学所倡导的经验领域中的狭隘的理性主义。理性中那些曾经代表着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正义等人类精神,并以对自然科学的追求为己任的普遍性意义因而慢慢消失了。普遍理性开始让位于实证理性(工具理性),这也进一步导致了理性的危机与启蒙精神的逆转。“科学”与“理性”的合理性也变得成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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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刘大椿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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