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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空间生产的权利粘性及其综合调适
2019年04月15日 11:05 来源:《哲学研究》 作者:陈忠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The Sticky-Right and Synthesized Adjustment of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作者简介: 陈忠,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原发信息:《哲学研究》第201810期

  内容提要:空间权利是当代主体权利的重要内容,空间权利的拓展具有重要的文明与发展效应。但空间权利的粘性化则会成为空间发展、社会发展的重要阻碍。权利粘性是指权利的不合理固化、垄断化。权利包括空间权利,是私人性与公共性、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空间权利的过度私人化,是导致空间权利粘性化的重要原因。空间主体的个体-私有幻象、空间占有的永恒-固化幻象、空间效用的财富-自由幻象,同当代空间权利的粘性化深层互动。把握空间变迁的制度弹性,营建一种有弹性的空间制度;把握空间治理的文明弹性,营建一种有弹性的空间文明;把握空间运行的心理弹性,营建一种有弹性的空间心理,对于克服空间权利的粘性化倾向,保持空间权利的流动性,推进空间生产、社会创新、社会发展的良性可持续,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空间生产/空间权利/权利粘性/空间幻象/制度弹性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2017年重大招标项目“多卷本《西方城市史》”(编号17ZDA229),国家社科基金2017年后期资助项目“城市社会的伦理自觉:哲学视野中的城市社会”(编号17FZX051),上海市教委2017年科研创新计划人文社科重大项目“人文城市学研究”(编号2017-01-07-00-07-E00005)的阶段性成果。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化,我们开始遭遇复杂的空间权利问题。一方面,人们日益把空间作为一种基本的、甚至核心的主体权利看待,为了获得、保有、增大自身的权利而进行空间营建、空间竞争、空间交换等行动。通过这种空间行动,社会整体的空间生产能力不断提升,空间景观、空间样态不断优化,空间成果不断累积。可以说,空间权利的生成与拓展、人们空间权利意识的提升、对空间权利的追求,是推动整体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空间权利的发育、演变也表现出某些令人担忧的趋势。当人们过度追求自身的空间权利,甚至把空间权利作为至上性的主体权利、至上性的个人化、区域化权利看待时,空间权利就可能走向固化,当权利日益丧失弹性而成为一种粘稠性权利时,其发展效用、动力效用就会发生反转,从正向动力反转为一种发展阻力,成为一种阻碍整体及个体发展的梗阻性力量、逆文明因素。

  所谓权利粘性,就是由于权利的过度个体化或区块化、区域化、国家化,由于微观、区域或体系主体对自身权利、利益的理性或非理性坚持,也由于国家宏观制度对权利确认与设置的片面化、刚性化,不同层面的权利主体围绕空间、物品、财富等权利对象所形成一种相互纠缠、胶着、无法改变与推进的状态。在这种相互胶着、扭结的状态下,所有主体都丧失了行动可能,所有主体的权利都无法进一步改善。

  城市发展与更新中日益难以解决的拆迁难、钉子户、过度维权等问题,是我国空间生产开始遭遇复杂权利粘性问题的重要表现。空间生产是当代社会变迁、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重要发动机、重要标尺。空间生产的停滞,既是经济社会总体发展进入相对停滞状态的表现,也是其重要原因。空间权利的粘性化,其后果是使空间生产丧失了变迁、更新的可能,并最终危及所有人的空间权利,危及区域与整体的综合发展。在充分激活、运用空间权利的动力效用的同时,防止与克服空间权利的粘性化,对保持空间生产的活力、可持续性,对增进个体及社会的综合权利、权益,促进社会整体发展具有基础性意义。

  一、空间权利:主要内容与粘性风险

  当列斐伏尔用空间生产来指认城市化、城市变迁的本质时,其重要贡献在于从本体论、方法论的高度揭示、确认了以城市为代表的空间不是固化或既成的纯自然、纯客体,而是人与客体、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性的社会实践创造物。这一点正如安杰伊·齐埃利涅茨(Andrzej Zieleniec)所说:“认识空间也就是认识社会世界,并最终导向对我们自身的认识。……空间不仅是计划、逻辑与科学的世界,不仅是意识形态和权力的世界;空间也是我们以自己的方式生存、居住、交谈、使用的世界。……空间在本质上是社会的并需要进行批判性分析。”(Zieleniec,Preface,p.8)

  当列斐伏尔、哈维、爱德华·苏贾(Edward Soja)等认为城市权利(right to the city)是一种基本的主体权利时,认为当代城市发展存在严重的空间不正义时,他们更是直接指向当代空间生产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人与人之间、不同主体之间在空间占有、规划、使用、治理等进程中的社会不平等、权利不平等。“城市权利本身就标示着一种处于首位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在社会中有个性的权利,有居住地和主动去居住的权利。进入城市的权利、参与的权利、支配财富的权利(同财产权有明晰的区别),是城市权利的内在要求。”(Mitchell,p.18)哈维认为,空间生产是实现当代资本主义不平等关系的再生产的一种方式:“空间和时间实践在社会事务中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它们始终都表现了某种阶级的或者其他的社会内容,并且往往成为剧烈的社会斗争的焦点。”(哈维,第299页)

  列斐伏尔等对空间权利与社会不平等关系的揭示,无疑抓住了当代以城市化为主导的空间生产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他们对平等空间权利的呼吁也具有巨大的理想建构与道德批判意义。但问题在于,从历史看,空间生产与空间权利究竟是一种什么的关系?如果空间生产停滞了,空间权利,包括其他权利,还有扩大与平等的可能么?我们认为,空间与权利关系的合理化,空间权利与社会发展、社会正义关系的合理化,不是通过道德批判就可以实现的。权利本身、空间与权利的关系都有一个历史生成的过程,空间的权利化也不是一个可以无限推进的进程,需要对权利本身以及空间与权利的关系,进行更为具体的逻辑分析与历史考察。

  正如诸多法学家所揭示,权利在本质上是一种内向性的以个体为导向的主体资格与主体能力。权利是处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中的主体性的实现,一种获得具体资源、利益、权益的资格、正当理由。“权利概念之要义是一种资格”(米尔恩,第111页),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们接受或获取对象性资源、利益的一种比较优势。权利是人们主张、获得某种利益的一般理由,为人们采取某种行动提供正当性,为人们所承认的合理的“权利给予我们法律‘正当’的信心”。(德沃金,中文版序言,第3页)当我们说“这是我的权利”时,也就是说这种行为是正当、正确、无可置疑的。

  虽然权利是自我导向的,但从权利生成与实现的结构看,权利也是一种社会性、关系性存在,孤立的人无所谓权利。“在享有一项权利时,他人的角色至关紧要”。(米尔恩,第112页)只有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在人与人关系的意义上,才有所谓的权利问题。只有在社会整体发展到一定阶段,能够为个体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保障与文化知识语境时,个体导向的权利才有可能产生、实现和维系。

  从获得的方式看,权利有消极与积极,或者说被动与主动两种:消极的权利来自于具体社会环境中的传承与让渡,所谓的天赋人权,正是指这种消极的权利;积极的权利来自于主体以社会化的方式所进行的生产与创造,所谓劳动创造自由,正是指这种积极的权利。对主体而言,权利是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的统一。“权利有两种:行为权与接受权。享有行为权是有资格去做某事或以某种方式去做某种事的权利。享有接受权是有资格接受某种或以某种方式受到对待的权利。”(米尔恩,第112页)不管是积极权利还是消极权利,都具有深刻的社会性,也就是说,权利是一种处于私人性与公共性之间的张力性存在。

  权利的内容是多样的,涉及同人的主体性相关的所有的自然物与人化物、身体、精神、人格等。在文明演进与变迁中,权利日益与空间相关联,权利的空间化以及空间的权利化,是一个不断清晰的趋势。“主体性与空间连接在一起,而且不断与空间的特定历史定义重新绞合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空间和主体性都不是自由漂浮的:它们相互依赖,复杂地结构成统一体。”(安德森等主编,第439页)

  虽然在文明的早期,主体与空间就已经自在地相联,但空间的权利化与权利的空间化,空间成为一种权利的对象与内容,成为一种主体权利,却需要诸多条件。空间的权利化,主要是一个近代现象。没有近代以来人口的增多,没有以工业革命为代表的主体能力提升,没有以地理大发现为标志的全球性的发展与空间竞争,空间及空间权利也许会一直只是作为一种背景因素、自在因素而存在。

  在近代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推动下,空间日益成为一种稀缺性资源,成为人们实现权利的重要甚至第一资源。“消极的主体(感觉)和积极的主体(劳动)在空间中交汇。”(Lefebvre,p.405)也就是说,在商业与工业文明背景下,不论是消极权利、接受权利或者积极权利、行动权利,都日益密切地同空间相关涉。一方面,权利日益表现出对空间的依赖,离开了空间这个载体与场域,权利无法生成、无以存续;另一方面,空间日益成为权利的内容与对象,谁拥有了空间,谁就拥有了权利。

  如果说,在前现代条件下,在人口与土地等空间的矛盾还不十分激烈的情况下,在人们可以用拓展新空间这种方式解决人地、人与空间矛盾的情境下,空间对主体存在的意义更多是自在性的、背景性的,那么,在现代性语境下,在全球适于人生活与居住的空间基本上被拓殖与分割完毕,在人口不断增多这个语境下,土地、海洋甚至外太空间都日益成为发展主体必须直接关注与竞争性获得的权利对象,空间对主体性的意义日益走向前台。历史转换中,空间权利的内容日益丰富、多样。现代社会,空间权利主要有:进入空间的权利、接受空间的权利、命名空间的权利、交换空间的权利、管理空间的权利、生产与更新空间的权利等。

  在拥挤的大城市,人们对空间所表现出的寸土必争,正是空间与权利、空间与主体性的关系日益紧密的一种表现。人们日益认识到,获得空间是获得权利的重要方式,空间是财富的重要形态,是权利的重要甚至核心因素。空间权利甚至上升为一种不可剥夺的人身权利,成为一种同人的身体权、名誉权、社会政治权利等同等重要、相互嵌入的基本权利。可以说,人的权利与主体性的每一个方面,都有其相关、对应的空间内容。或者说,空间关联、内涵于人的权利与主体性的每一个方面。可以说,没有空间内容、不能以空间形式对象化的权利往往是抽象的权利,非现实的权利。能否空间化、能否具有空间内容,是衡量权利的实现程度的重要尺度。

  空间权利如此重要,以至人们日益倾向于从个体、自我导向看待空间权利。个体化、区块化是空间权利变迁的一个重要当代趋势。人们日益把占有、拥有的空间看作自身的私人性空间,作为维护自身存在与利益的内生性对象、载体。应该说,这种趋势具有巨大的文明与发展效应。空间的权利化、个体化、区块化,有利于激活空间占有者的发展动力,从而推动社会整体的进步。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空间的权利化及其效应具有深刻的辩证性,具有复杂的人类学、政治学等后果。空间的过度权利化、个体化、区块化,也会形成一种空间垄断,成为阻碍空间流动,阻碍社会整体的创新、进步、发展的粘性力量。空间私人性的无序无限扩张,空间的无序、无限的私人化、权利化,使当代空间生产出现了停滞的趋势。

  空间的权利化、空间权利的生成,是空间生产、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但如果空间的权利化倾向走向了极端与片面,固化为一种由某种主体垄断的权利,这种动力就为成为阻力。我们把权利的这种固化、垄断化称为权利粘性。对空间生产而言,当空间权利走向垄断、固化,当空间归属的流动性减弱时,空间权利也就从一种有活力的动力性因素变成为阻碍发展的粘性力量、反向力量。一些国家和区域之所以发展乏力,原因是多样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空间被过度的私人化、固化,使新的发展方式、发展主体无法获得必要的空间条件。

作者简介

姓名:陈忠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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