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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童蒙教育何以影响深远
2019年03月15日 08:26 来源:人民论坛网 作者:张小锋 字号

内容摘要:两汉时期的童蒙教育获得了历史性进步,无论是童蒙读物的数量增加和质量提升,还是童蒙教育的普及广度和推行深度,都尤为突出。同时,两汉时期童蒙教育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也对后代童蒙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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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两汉时期的童蒙教育获得了历史性进步,无论是童蒙读物的数量增加和质量提升,还是童蒙教育的普及广度和推行深度,都尤为突出。两汉时期童蒙教育的发展,对增强民族聚合力、维系汉代社会的长治久安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两汉时期童蒙教育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也对后代童蒙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两汉时期 童蒙教育 历史影响

 

  在中国教育史上,汉代童蒙教育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有学者指出,“两汉蒙学教育在整个古代蒙学教育史上具有承前启后之功”。两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时期,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历史时期。两汉时期不仅疆域辽阔、人口蕃息、政治稳定、经济富足,而且文化远播、科技发达、军事强盛,整个社会呈现出勃勃生机和活力。可以说,两汉时期不仅创造了饮誉史册的煌煌盛业,而且熔铸了有汉一代乃至垂范百世的民族精神。那么,是什么原因或力量催生了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赓续400载的两汉这一罕见的历史时期?是什么精神和信念推动着这一历史时期的人们创造出如此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对于这些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有两个最基本的原因不容忽视:一是汉代的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一是汉代文化教育特别是童蒙教育的勃兴和发展。若舍此二者而去探寻其深层原因,恐怕都难中肯綮。

  两汉时期,童蒙读物的数量增加、质量提升

  童蒙教材,或称之蒙学读本,是我国封建社会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主要凭借,也是衡量童蒙教育水平高下的重要标志。与前代相比,两汉时期的童蒙教材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汉书·艺文志》清楚而完整地记载了两汉时期童蒙教材的情况。

  一方面,汉代新诞生的童蒙教材有《仓颉篇》《凡将篇》《急就篇》《元尚篇》《训纂篇》,其中《仓颉篇》是对秦代《苍颉》《爰历》《博学》三篇的综合和再创作,《急就篇》则是汉代影响最大、流传最久的蒙学读本,“使用至唐代而渐渐衰落”。值得注意的是,汉代蒙学读本的编纂,均以政府为主导,担纲者均为宿儒名士,如《凡将篇》的作者司马相如博学多识,文采斐然,有“天下文章两司马”之美誉;《训纂篇》的作者扬雄也是一代名士,确保了蒙学读本的质量。

  另一方面,汉代对前代的童蒙教材和文化典籍十分重视,这些童蒙教材和文化典籍也自然而然地扮演了两汉童蒙教材的角色,如《史籀》《论语》《孝经》等。《史籀》是“周时史官教学童书”,共15篇,是我国最早的启蒙读物;《论语》和《孝经》均是儒家经典,自然也是童蒙学习的典范教材。到了东汉,蒙学读物的大家族中又增加了许多新成员,根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主要有《滂喜篇》《劝学》《太甲篇》《在昔篇》《圣皇篇》《黄初篇》《吴章篇》《女史篇》《幼学》《始学》等。东汉参加编纂蒙学读物的学者有贾鲂、蔡邕、班固、朱育、项峻等人;东汉女才子班昭的《女诫》七篇,实质上也是对女子进行启蒙教育的蓝本。

  两汉童蒙教育内容丰富,普及范围进一步扩大

  童蒙教育的年龄,一般认为是8至15或16岁,但也有如东汉钟会4岁就开始“授《孝经》”的历史记载。根据《汉书·艺文志》和《汉书·食货志》的记载,汉代童蒙8岁入小学,主要“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15岁入大学,主要是“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东汉人崔寔《四民月令》记载,正月“农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大学,学《五经》;师法求备,勿读书传。砚冰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命女红趣织布”;八月“暑小退,命幼童入小学,如正月焉”;十月“农事毕,命成童入大学,如正月焉”;十一月“砚冰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入小学”。

  两汉时期童蒙教育的对象分为幼童和成童,二者学习内容的侧重点和规定学习时间不同。一年四季中,正月、八月、十月、十一月四个月为明确要求学习的时间,其余时节虽未作硬性规定,但对童蒙进行适当的启蒙教育是必然的。童蒙教育的内容十分丰富,有书写、计算等基本知识,有行为规范、道德伦理等内容;教育者对童蒙的学习要求也较为严格,字写得不好,可能也要挨批受罚。如东汉大学者王充在《论衡·自纪》中记载自己的求学经历:“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以书丑得鞭。”汉代法律也规定,“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而书写端正规范的意识和训练必然要从童蒙抓起。

  两汉时期,启蒙教育的普及范围进一步扩大,由京师推及地方郡国,甚至直达四周边郡。在出土于西北边塞烽燧遗址中的汉代简牍中,有许多简牍墨迹内容为《仓颉篇》《急就篇》《九九口诀表》,甚至还有《论语》等儒家典籍内容。我们不能单纯将这些简牍蕴含的信息理解为西北地区士卒的文化生活,而是应当将其视为启蒙教育遍于边陲的佐证。有学者指出:“至迟在秦汉时期,已有官方颁行的蒙学课本,如秦朝李斯所编《仓颉篇》、汉朝史游所编《急就章》。在清末敦煌汉长城遗址均曾发现残简,可知都已普及到边疆。”

 

作者简介

姓名:张小锋 工作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职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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